运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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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节（第1页）

&esp;&esp;其实按照李曜的习惯，既然他提出了一件事，这就说明他对此事基本已经有了定论，他征求幕僚的看法，一方面是对幕僚的尊重，一方面是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他们的观点中来完善自己的思路。

&esp;&esp;李曜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呢？他觉得中国在漫长的帝制时期，由皇亲国戚、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等两位一体、三位一体甚至多位一体合流结成的“贵富集团”，是长期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现象。这个“贵富集团”既“贵”又“富”——既有权有势，又有资有财，显然是一个统治阶级上层的强势利益集团。

&esp;&esp;而在像大唐这种王朝国家时期，贵富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这也是李曜希望能够解决，或者至少要有效遏制的。

&esp;&esp;何为恶性特征？譬如在社会经济领域，大致从一个王朝的前中期，贵富集团就开始依凭其政治权势和经济优势，上吞国有的土地和山林川泽，下侵广大个体农户的小土地，迅速积聚其土地资源，形成大土地私有以及大地产经营。同时，这个集团还不断突破“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等政策法令，从事多种工商业经营和高利贷剥削，攫取巨额工商业利润，贪婪积累资产财富。结果，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贵富集团手中，而国有土地锐减，王朝财政困难，广大下层小农则无立锥之地，为佃为奴或者破产逃亡成为流民，生活饥寒交迫。等到了王朝末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贫富悬殊形同云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广大下层小农“乞为奴仆，犹莫之售”，穷困潦倒，转死沟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只能被迫以造反的方式群起反抗，用暴力手段剥夺了贵富集团的财产，连同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并进而推翻王朝国家政权统治。

&esp;&esp;纵观若干帝制王朝国家的衰亡过程，李曜觉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统治阶级上层贵富集团大地产兼并积聚的恶性膨胀发展，造成了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巨大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并激起了那些所谓的“农民大起义”，最终葬送了本集团以及本阶级的整体统治。这种情形在中国帝制王朝国家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多次重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esp;&esp;他如今所在的大唐，就是中国帝制王朝国家的一个典型，大唐贵富集团的存在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并有多方面表现。譬如他今天提及的大唐贵富集团大地产经营——田庄经济的恶性膨胀就导致了巨大的恶性影响。

&esp;&esp;具体来说，大唐的“贵富集团”包括贵族、官僚、宦官、地主、富商大贾、佛寺道观等。大唐贵富集团的田庄经济，无论是其发展途径、膨胀方式，还是作用影响，都表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基本上而言，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发展途径和膨胀方式，主要是违法买卖、兼并、掠夺均田农户的小土地以及侵吞国有土地、山林川泽和逃税避役等，可谓途径不正、方式违法。而其作用影响，则是既殃民、更祸国，可谓荼毒生灵，流恶无穷。最近他与各大世家交从甚密，对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膨胀发展历程，比之前更加清楚，也就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了这些恶性特征。

&esp;&esp;大唐土地制度的根基，原本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国家等级授田制，按照等级（身份等级、地位等级、权力等级）高低授予数量不同的田亩，其中对于贵族官僚“永业田”的授田规定了很高的数额：“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而且，“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规定他们授得的永业田有永久的继承权，可以买卖、贴赁和抵押，私有权十分明确。大唐还推行赐田制，赐给贵族、官僚们大量土地，也具有明确的私有权。同时，又有不同顷亩的职分田授给在职官僚以及公廨田授给政府机构，贵族官僚们虽不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拥有这些土地租佃经营的收益权。

&esp;&esp;但是，贵族官僚们对此并不满足。在唐廷建立之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了对土地资源和财富资产的非法占夺。早在高祖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就“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太宗贞观年间，泽州前任刺史张长贵和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在益州，“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高宗永徽年间，“豪富之家，皆籍外占田”，如长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武周时，山南东道地区“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圣历元年，陈子昂说蜀川地区情形云：“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使，不入国用。”武则天崇佛，“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各地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既违法多占，又经营工商。中宗景龙二年，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睿宗朝，太平公主恃功骄横，“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成安公主则“夺民园，不酬直”。当时，“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侵损百姓”。

&esp;&esp;从这些李曜在中书省里查到的案卷可见，高宗、武后、中宗、睿宗时期，贵富集团“骄恣纵横”，已经“皆籍外占田”、“倍取其多”、“夺民田”、“夺民园”，“侵损百姓”，公然违犯王朝田令政策和制度，全面展开对土地资源和财富资产的强力占夺，广设“庄园”、“田园”、“碾磑”、“邸店”等，依仗权势进行兼并，明显的干着非法扩张的勾当。中书省里录有徐坚的话说，武周时，“高户之位，田业已成”，贵富集团的土地积聚和田庄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当时的“细弱下户”即均田农户等则被贵富集团“所兼”、“所夺”，被贵富集团“征敛驱使”和“侵损”，而“户口逋荡”，成为了“逃走户”，即破产流亡成为了逃户。景云元年，睿宗敕云：“诸州百姓，多有逃亡。”景云二年，监察御史韩琬上疏称：“往年，人乐其业而安其土，顷年，人多失业，流离道路。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胜数。”也说明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均田农户由于土地被兼并而破产流亡，流民问题在此期间公开化，并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esp;&esp;而进入玄宗朝，贵富集团对土地资源的非法占夺达到了猖獗的程度。中书省案卷记载：开元初年，“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州县政府已无法控制局面。开元天宝年间，“朝士广占良田”，熏染成风。刑部尚书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东都留守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竟已廉耻丧尽，积习成癖。

&esp;&esp;李袭吉的先人、权相李林甫当道近二十年，“京城邸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惟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远近皆然，因循亦久”，强调“自今已后，更不得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及诸射、兼借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并潜停客户、有官者私营农。如辄有违犯，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取处分”。

&esp;&esp;玄宗不断地颁布诏敕，恰恰说明了问题没有解决。“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等贵富集团，“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无视朝廷法令，也无视皇帝诏敕，肆无忌惮，贪婪毕露，不但以“借荒”、“置牧”等虚假托辞，侵吞了大量国有的土地和山林川泽，而且“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变着花样地违法兼并均田农户的永业田和口分田，以致“贫窶日蹙，逋逃岁增”，“既夺居人之业，实生浮惰之端”，继续加剧了均田农户的破产流亡及其苦难，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愈加不安定。同时，他们还“别停客户，使其佃食”，将王朝政府控制下的均田农侵占为自己控制下的佃农，荫庇大量劳动力资源，窃夺国家的税源和役源。这些违法行为，“远近皆然，因循亦久”，地域广，规模大，时间长，于民生国计都造成了严重危害。玄宗一朝，贵富集团违法猖獗的土地兼并积聚已是积弊日甚，积重难返，无法从根本上加以遏制。

&esp;&esp;中书省案卷记载“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结果，“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王业之基（四）

&esp;&esp;陇西郡王府花厅之中，已只剩李曜、冯道这一对师徒在对坐而谈，李袭吉与李巨川告辞而出，二人皆是一脸沉肃，相顾对视，叹息一声。直到走出王府，李袭吉才长叹道：“大王才绝九州，志高云天，唯有一事，或为其害。”

&esp;&esp;李巨川眉角一挑：“哦？倒要请教。”

&esp;&esp;李袭吉道：“便是过于苛求尽善尽美。”

&esp;&esp;“哈哈哈。”李巨川笑着点头：“仆射此言甚是。”但他面色一正，话锋一转，又道：“不过若非如此，大王此前庙算无遗，百战百胜，又是从何而来？那些名师大儒，又如何肯服膺于大王？公器无双，私德无损，这般一个大王，才能负得起这天下之望呀。”

&esp;&esp;李袭吉仍是一脸担忧，道：“话是不错，但今日大王所言，某着实闻之胆寒。须知这天下田地，早已泰半在于公卿勋戚、各方豪雄之手，大王竟想将之蚕食，甚至还提了一个什么‘遗产税’，这是打算从死人手里要钱呐……一旦传扬出去，只怕还未及实行，便是群情汹汹，骂声如潮了。更别说欲行此事，先得丈量土地田亩，此事朝廷过去早已多次想要为之，却终不成事，何也？权贵相结以抗罢了。如今……某意大王此棋终是太险，某实难苟同。”

&esp;&esp;李巨川却是忽然眯起眼睛，沉吟道：“仆射所虑，乃是国之大政，长远之计，究竟如何分说，大抵还须再细细考证查实，谋划妥当，方好定论。然则某之所虑者，却还不是此事，而是我辈眼前之患。”

&esp;&esp;李袭吉闻言诧异，奇道：“眼前之患？眼前有何患处？”

&esp;&esp;李巨川看着他，面色越发沉凝，缓缓道：“眼前河北局面，仆射心中明白，太原老大王那儿……局势颇为不妙，黑朱三与老大王生死宿敌，如今既然威服河北，下一步必图河东。然则欲征河东，前番已然有所证明，走泽潞而入，并非上上之选。河东表里河山，易守难攻，若要找一条最佳路线，则唯有走河中北上，才是上策。”

&esp;&esp;李袭吉虽然于内政方面更胜军务，但也并非全然不通军事，闻得李巨川此言，哪里还不明白？当下面色微微一变：“你是说……”

&esp;&esp;李巨川叹了一声，点头道：“不错，如今我护国军（无风注：河中节度使又称护国节度使，河中军也叫护国军。）在河中只有不到三万兵马，而且还没有一名能够统合这三万兵马的方面主将，一旦朱温再次偷袭，则河中如何能守？一旦河中失守，则河东与关中几乎就此诀别，再不相连。于全局来看，便像是被斩成两截的长蛇，空有巨力，又能如何？届时，无论河东，还是关中，尽为黑朱三砧上之鱼肉也。”

&esp;&esp;李袭吉面色凛然，跺足道：“下己何不早说！快，我二人立刻回去，再求见大王，诉说此事！”

&esp;&esp;李巨川却一把将他拉住，劝道：“仆射勿急，且听某一言。”

&esp;&esp;李袭吉遂站定，问道：“不知下己还有何等高见？”

&esp;&esp;李巨川捋了捋文士须，沉吟着道：“某追随大王时日尚短，不及仆射多矣，若论相知于大王，自然远远不及仆射。然则近来，某将大王这数年来的作为细细思之，却也自信略有了解。”

&esp;&esp;以臣下揣度主上，自来便是大忌，即便要揣度，也只能私下揣度，万没有拿出来与同僚相论之理。李巨川这番话说出来，李袭吉委实有些惊讶，不知道他有什么事要说，居然先将此事摆在前头。

&esp;&esp;不过李袭吉为人敦厚，自然不会拿此事去嚼舌根，闻言反倒有些开怀，心中暗道：“李下己不忌与我说出这等话来，想是深知我的为人，我岂能陷他于不义？此话今日入得我耳，将来却必是出不得我口的。”

&esp;&esp;当下便道：“为主分忧，幕僚之责，而分忧之道，所在有多。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欲要建言献策能为主上采纳，自然需要了解主上为人处事之道，方能有的放矢。下己这般作法，却也不算逾越。”

&esp;&esp;李巨川笑了笑，算是坦然接受了，然后才道：“大王这数年，由一介布衣而得封郡王，不仅兵雄关中，更为国朝宰执，权倾天下，实乃我大唐两百年之未有。纵观大王发迹崛起之路，会使人赫然发现一点……”

&esp;&esp;“哪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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