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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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1页）

青岛去。道长替我安排，让他们捎上我。吃过午饭后，厨师又给我准备了一些新蒸的馒头，让我路上吃，然后我们便动身去港口。六七位老道长陪同我走下山，热情友好地与我道别。木排上装载着一大堆原木和山草，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先用梯子爬了一段，然后拽着一根绳子，我爬到了顶上。坐在上面柔软的“床上”，天空和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晚上十点左右，船工们停下来吃晚饭。整个晚上，我躺在草堆顶上，满天繁星近在咫尺。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睡过那么厚的草垫子。一路平安无事，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分，就到达了青岛。这样轻松又舒服地回来，我心情很好，给他们的报酬比他们所要的还高。对此他们也很满意。在青岛，我拜访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奥尔摩（）先生。他是德国的海关专员，对我们广学会在帮助中国、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合适的文学作品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他曾参观过我的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在济南开办的那个极为出色的博物馆，已着手在青岛建一个类似的，并收集了一些山东省的重要文物。他请我为他的图书馆搜集一些最好的中文书籍。14　湖南首府长沙好多年以来，湖南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对基督徒和外国人最恶毒的诽谤出现在这个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周翰的政府官员写的作品。他的诽谤之辞被收进了政府的文件——《经世文编》里，广为流传。在他写的小册子里，他威胁说，胆敢踏进湖南省一步的那个外国人将被处死，尸体被切成碎片，分而食之。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爆发了多起排外的暴乱，他的作品对此是大有干系的。然而，由于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间的传播，这种敌意逐渐消除了。1896年，广学会最著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由改革者开办的学院邀去给学生做讲座。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1898年被处死的维新派中，就有一个是湖南人；其余四个改革领袖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皇帝的。由于这次过错，他被革职，终身不得起用。另一位改革者——湖南学政——也被降职，终生不得升迁。对改革派的同情唤起了对外国人的好感，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展开。1901年，有了第一所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近二百五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安富尊荣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成员转化成了基督徒，并在当地的基督教教务工作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1914年长沙之行

15　1914年长沙之行这次去长沙的主要目的是为联合福音会的杜波斯（）博士开办的新教堂捧场。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达的。当时长沙和湖南的其它一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灾，而在我登陆的那一带，受灾的严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过的：通向城门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们在水里跋涉，沿着街道推着小船前行；商行和店铺的底层都被淹没了，人们都生活在较高的楼层上——妇女和儿童从那儿向下张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着或背着包裹，艰难地行走。第一个五十码，我们坐在船里，随后乘了一辆人力车，水把车轮子都漫过了。后来到城里时，我乘了一顶轿子。当我离开长沙时，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乘船从城门里经过时，能用手摸到城门洞的顶部。这是一次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那天晚上，在邀请来同我见面的人中，有几个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的外孙；还有卫斯理会的华伦（）先生。聂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海道台，后又升为浙江巡抚（见第九章）。湖南都督姓谭，统治着大约200万人口。他的哥哥是北京政府的学部大臣（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访了都督、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也拜访了不同差会——如卫理斯会、耶鲁大学会、中国内地会和美国教会差会——的传教士领袖，他们都很诚恳、热情。16　会见佛教徒有一天，长沙最大的寺庙里的方丈、另外还有几个和尚及俗家人，拜访了我。我提醒他们注意以前大家所犯的错误：基督徒诋毁虔诚的非基督徒，反过来，非基督徒又诋毁基督徒。但那些对双方的经典都熟悉的人认识到了，双方所信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说完后，一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把他们的两部经典译成了英语从而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他的滔滔雄辩富有说服力。在我离开长沙之前，那位方丈邀请我去他的寺院里看看。会见时在座的有一位姓吴的先生。他是一位翰林，曾是1895－98年间的强学会的成员，因而对我有所了解。革命期间，他做了贵州省的都督。他精通佛教经典。在讨论《金刚经》时，我问他们如何看待第六章里的预言（见本书第十章），他和另外几位和尚都确认我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向方丈及和尚们呼吁，要重新理解这个预言的意义，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相互协作。17　教育工作者会议6月17日，教育部长、各个国立学院的校长、还有几位编辑，都来到了教堂里。与会的有五百多人，都是高智商的。看到眼前这么多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高兴。聂先生也出席了。他张贴出了一首赞美诗，并主持祈祷。赞美诗和《主祷文》字体很大，以便听众能看清楚，跟上祈祷的节奏。我以赞美诗和《主祷文》的主旨作为发言的题目：你的天国将降临。在演讲中，我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变法派所追求的目标，同现在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所持有的理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尽管他们学习世界上进步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志之士追求的不是增加军备相互争战，而是促成先进民族的联合，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接着，我对这五百个教育工作者指出，只有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学校和学院开展这方面的教育，这个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我号召他们，如果相信这是为人类的大多数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作为教育者应当站出来，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令我异常高兴的是，听到这里，大家全都站了起来，这表明，对于成立一个世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们一致表示赞赏。两个月后，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布开战。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其它会议

18　其它会议另一天，教堂里挤满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演讲中，我谈到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作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亿万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残忍习俗中解放出来。我请求他们，要发誓制止这种风俗。我告诉他们有一本《妇女杂志》，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为的是中国妇女的启蒙。在另一个演讲会上，我的听众有牧师、福音传播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学校的校长等，共六百多人。我讲到了完美的教育的四个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研究，了解东西方各国的宗教的教义；竖向历史考察，既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知识面广阔，对宇宙人生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专门研究，作为专家能掌握某些课题）。大会结束时，曾国藩的一个孙子，聂先生的表弟，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走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来，对我讲话中的观点作了详细阐发。他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是独立教会的负责人。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经历是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员中有一个电学权威，曾跟着端方派出的使团周游全世界。其间，我谈到了七十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两次巨大的厄运——太平天国叛乱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它们导致了可怕的苦难和生命损失。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乱无序的唯一药方。这对于这个充斥了邪恶的、争战不休的世界也是适用的：只有一个强大的世界中央政府，才能保障人类的和平。在招待会结束时，聂先生的表弟对我的讲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在我这次长沙之行中，最不同寻常的经验是，为我的到来致欢迎辞的，是近两百年来最荣耀的两个中国人的孙子；而正是他们，指出我在中国所做过的一切，与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力量源泉——所做的没什么不同。在湖南所发生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欣慰呀！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第二次婚姻

19　第二次婚姻1914年8月，在过了十一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一次幸福地结婚了。妻子叫艾瑟尔·川博（），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布里斯托一个著名的非国教信仰者家庭，曾经作为一名自费的医生传教士为伦敦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二十年。20　爪哇之行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对爪哇作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了解荷属东印度群岛基督教传教工作的详细情况。我发现，八种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岛屿上打下了印记：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土著文明的遗留在婆罗洲岛和西里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见，如猎头风俗、土地公有制等。任何人都可以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在离开之前宣布那土地为自己所有，离开时再把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居民。21　印度文明的影响爪哇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东部的殖民者，大约有两万人，定居在那儿。他们带来了种植大米的技艺；也引进了印度教，随带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信仰，并在他们的殖民中心——靠近现在的日惹（）——建立起了寺庙。不久，信仰佛教的印度殖民者渡海而来——他们信奉人类的兄弟之情而不是种姓等级制度，在靠近殖民中心的婆罗浮屠（）定居下来。这两部分印度人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当地，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把著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译成了卡维语，直到今天，他们的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了他们的历史戏剧中。22　阿拉伯文明的影响与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时，在流向东方的阿拉伯人中间，也出现了阿拉伯文明的伟大复兴。结果是，他们以刀剑相威胁，强制当地的马来人改变了信仰。以这种武力方式，他们推倒偶像，确立了穆斯林的信仰。这个运动蔓延到了爪哇。占领者让来自印度的统治者选择，是成为穆斯林、继续做他们的苏丹，还是杀头。大家都选择了前者，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当地的统治者。阿拉伯人教会了马来人如何铸剑，而当地居民此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种波状刃的短剑；他们还被教会了使用阿拉伯字母、阅读《古兰经》。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他们走向了极端，毁掉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寺庙——因为里边都供奉着偶像。23葡萄牙文明的影响　　　　当葡萄牙人开始环球航行、绕过好望角后，他们被教皇任命为东方的主人、西方西班牙后裔的统治者。他们拥有一支250艘船组成的巨大船队，这些船组成一只船队从果阿出发，到达摩鹿加群岛，运回香料，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条海上航线他们控制了七十年，一直秘而不宣。在这个时期，除了贸易外，葡萄牙人还派出传教士向当地人传播宗教、教授拉丁语，并且引进铁甲衣抵御阿拉伯人的长剑。他们与土著通婚，其后代都成了基督徒。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荷兰文明的影响

24荷兰文明的影响1660年，荷兰人发现了到香料群岛的航线，因而成为爪哇的主人。受了西班牙在美洲、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在另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启发，他们认识到殖民地能够增加宗主国的财富。荷兰总督――凡·登·波士珂（）在12年中从爪哇运到荷兰的巨额财富有2；000；000；000弗洛令（折合166；000；000　英镑），他认为自己实施的是一项不起的政策。但是，一些开明的政界人士后来意识到这种政策使他们杀死了能下金蛋的鹅，因而在对待土著居民的问题上，他们采纳了更人性的方式。他们传播清教徒的教义，尽管使用的仍然是拉丁语。结果是，西里伯岛上的米那都和其它地方的民众都成了基督徒。拿破仑战争期间，不仅荷兰本身而且它的殖民地一度沦入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期间丹德尔元帅——爪哇的拿破仑，修建了横贯东西的公路。而后，印度总督带兵侵入了爪哇——他把爪哇看作法国的属地。1811年，斯坦福·芮佛（）成了这个岛子上的总督。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在爪哇再次沦入荷兰人之手前他所统治的那很短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很多对当地人大有益处的改革措施。25　中国文明的影响从爪哇被欧洲人占领之日起，就有很多中国人在那儿定居。凭着他们比土著更先进的技能，他们在任何所居住之处，都把当地的主要生意控制在自己手里。在1895年开始酝酿并持续到1911年的中国革命期间，在东印度群岛，掀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就是爪哇的主要城市里的华人学校开始教授官话，目的是加强富裕侨民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目前，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总共开办了一百余所这样的学校，其中有一些我在旅游期间曾去参观过。这些学校的建立者、也是校董会秘书，是一个中国人——李蒙（）博士。在中国人当中迅速发展的这种推广官话运动，一开始引起了荷兰殖民地当局的警觉，他们担心这会在爪哇引起骚乱，像以前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但跟运动的领导者接触过以后，荷兰人开办了一些荷语、汉语双语学校，将其中最好的学生送到荷兰，完成学业。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开办了一些同时教授荷语和爪哇语的学校。现在的荷兰殖民地当局十分注意保护古代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曾部分地遭到阿拉伯人的毁坏。其中最宏伟的古迹是布隆巴德的寺庙，它那满是雕塑的长廊如果连接起来，长度接近三英里。荷兰人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尝试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就它的植物园而言——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为谋求发展，它试验种植新的作物：除茶叶外，还种植咖啡树、金鸡纳树、橡胶，以及其它引进作物。至于交通和通讯，则在不同的岛屿间建立了固定的服务体系。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早期的主张

1　早期的主张很多年以来，我就对各种各样促进和平的方案很感兴趣。甚至最早上推到1879年，我就在自己的一个笔记本里草拟了一个建立世界联合体的方案。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一次把这种想法向政府的高官们提出来。在同张荫桓的一次会见时——他当时是派往日本的和谈代表，后来因为同情1898年的变法维新派而被流放，在向他提出的众多意见中，我建议中国寻求与其它大国联合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终结国际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2　王子们的和平联盟我第二次与和平运动发生联系是在1897年返回中国之前。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王子们的和平联盟》。我的结论是：现在掌权的统治者义无反顾地推行他们既定的政策路线。我希望这种新的理念能相对容易地在年轻王子们心中扎下根来，为的是在将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后，能够对和平事业有所助益。于是，我把小册子寄给了欧洲每一个有继承权的王子。威尔士王子作出了回应，给我寄来了一封他亲笔签名的回信。他登基后，被称为“和平缔造者爱德华”。看到这个结果的人会感到欣慰。3　人类议会出席1900年纽约全球基督教大会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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